德国《明镜》周刊：“我在中国被劳教”

　　核心提示：

　　1984年，本文作者因触犯法律被中国公安实施劳教，他在《明镜》周刊上记录了自己接受中国式思想改造的全过程。

　　“你快招了吧！我们早已掌握了你在中国进行的犯罪活动，我们的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是为你自己好，想想你的前途……”

　 　五位身穿制服的公安坐在我对面，他们的目光就像是一盏盏聚光灯，声音像金属一样冰冷，他们已经连续几个小时反反复复地向我申明政策和原则。这时我脑中却 出现了几个外国记者同行的身影，难道我会像他们一样坐牢吗？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现在已经是1984年，四人帮早已被粉碎，中国逐渐对外开放，应该不会出 现扣押外国记者作为人质的情况。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他们。

　　“你自己知道，最好现在就老实交代！如果你认罪了，我们人民公安有义务帮助你，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

　　此时我不禁回忆起被捕的情形，当时我从香港返京，这一次并没有像从前那样顺利入境。有一个陌生人问我：“你是不是邓天诺？”这是我的中文名字，姓“邓”是为了表示我对邓小平的尊敬，后两个字表示“上天的诺言”。

　　“对，是我。”

　 　“请跟我来。”就这样，我被他带到机场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有两个公安在等我。我试图给使馆打电话，但是他们回答没有电话。就这样等了一个小时，来 了一位领导，他从书包中取出一份红头文件。我习惯性地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对方很生气地说：“收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做笔记。”他对我宣读了一份有 关部门的搜查令，之后我便被押上一辆出租车。

　　车开到我家，在一番搜索之后，我的“罪行”摆在眼前：一张图案为蒙娜丽莎的明信片，头像被 换成毛泽东，这是我一个欧洲同事寄来的；一尊堪称无价之宝的铜制佛像；一幅唐卡；两只明代花瓶等。公安们将这些证物搬上车，当我们驶离庭院时，清晨的大街 上已经出现晨跑者的身影。我想起原本今天我要去日坛跟一位老者练习太极拳，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改造正式开始了，一轮轮警官进来与我对话。先是一位说法语的，再来一位说英语的，下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第四位精通德语，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试图让我明白一件事：“承认吧，我们这是为了你好。”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许多年了，采访过许多中国人，但是我并不敢说我已了解他们。我们住着西式的房子、去特殊的餐厅、来来回回不是专车就是地铁、在只接待外 宾的宾馆过夜……不管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苏联人，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就像骑着旋转木马，离现实太远太远。每次当我们下车走近路人、敲开某个人家的大门、试 图与人攀谈时，我们之间立刻树起一道无形的墙。他们不愿意与外国人过多接触，因为非官方的就等同于非法的。此时，我才真正像一个中国人。

　 　这时进来两个意大利外交官，他们转述了中国官方的指控：意图将中国文物运往国外、故意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他们给我两个选择：承认所有的罪名，被驱逐 出境或是在中国坐牢。我决定配合公安的工作，接受思想改造。除了在档案上签名之外，我必须展开深刻的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行为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此时 我心里想着的却是以前听说的种种故事：中国人认为首先对自己展开批评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大学生，可能要向有关部门汇报长达六个月， 其中包括他们在国外看到了什么、做过些什么、思想与情感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自从我选择了“坦白从宽”这条路，自然而然学会了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我写出了长达11页的检查，可是对方认为还不够深刻，一位公安直截了当地质问道：“你成天穿着中山装、骑着自行车满街逛、跟中国人交朋友，这都 是什么居心？你就是一个间谍！”这句话像是捅破了窗户纸，之后的审讯与“交代”主要围绕着我的“间谍”行径展开。原来，在我给《明镜》供稿的几年里，翻译 了大量中文报纸，其中包括一些党报和机关报，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但是，第二天再也没有人提这件事了。

　　最后，事情以一种中国式的“商量”结束，我背着“文物贩子”的罪名离开中国。出境时，我决定不再用中文填写任何表格，跟人也只用英文对话。劳动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世界上再也没有“邓天诺”这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