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担心传染肯定是假话,但这是一份工作,一份职责”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江鑫松便掌握了每名戒毒人员的个人信息、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

广州市司法局强制戒毒所里的这群警察,每天都要和那些身患传染病的吸毒人员打交道

在广州市司法局强制戒毒所,有这样一群警察,他们常年工作在七米高的大墙内,三班轮值,工作对象都是那些有着轻微违法行为的吸毒人员……这样一群警察,像医生、像父母、像老师,呵护、管教、挽救着这些“迷途羔羊”重返社会、重回家庭。

刘耕、江鑫松,就是广州市司法局近2000名强制隔离戒毒警察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所医院院长,刘耕每天都要和这些吸毒人员打交道。吸毒人员一般都患有几种传染病,用刘耕的话说:“不担心传染肯定是假话,但这是一份工作,一份职责!”

江鑫松,是戒毒大队中队长,每天都要与吸毒人员零距离接触,受感染的几率极高,然而,他一干,就是20年!

“正是这样一群警察,用他们的细心管教,让吸毒人员脱瘾戒毒;正是这样一群警察,用他们无私奉献,确保了广州社会一份平安。”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善积如是说。

“疫区”

有时恐惧并不来源于无知,最折磨人的惶恐也许是始终挥之不去的隐忧。

自2013年12月他所在的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所转型专门收治患有传染疾病的戒毒人员以来,江鑫松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要面对这种隐忧。

由于吸毒、染病,他们中很多人的亲属已敬而远之,每周四的探访日,有时还会遭遇“没生意”。绝望的戒毒人员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扬言要“咬他们一口”,或是要用牙刷刺死同仓的室友。更平常的是,内部不时发生的打架事件,都有导致戒毒所警察染病的风险。

江鑫松是戒毒所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在这里工作已有20年。去年12月12日前,他还在一大队工作时,得知二大队将有变化,要接收松洲戒毒所的传染病专管大队全体强戒人员。

他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提前申请,自己可以不去二大队。但最终,他没有这么做。事实上,当时听到风声后,所里警察都不愿意在二大队工作。他们都知道新的调整是有危险性的,甚至是随时都会染上有生命危险的疾病。大家开玩笑,把二大队戏称为“疫区”。

“但这份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就这个简单的理由,江鑫松成了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但你问我是不是完全不怕,我诚实地告诉你,不是,心里始终有点阴影。”

说着,江鑫松突然兴奋地抽出手机哈哈大笑地给记者看,“这条短信我一辈子都要保留。”那是今年8月,他去义务献血,血站给他发的短信,“你的血液检测合格……”

这像一个救命符,让他安心,他一直担心自己有没有被传染上,但又不敢去医院检查,“如果这个短信是,你的血液经检测为不合格,那完蛋了。”

32小时

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所去年开始收治传染病吸毒人员,收治之初有131人。目前,这个戒毒所还有88人,其中59%是广西户籍的,其中灵山地区的又占41%。老乡带老乡吸毒,造成了同一地区的吸毒人员集中,同村甚至亲兄弟,都被关押在这里。

戒毒所警察的工作时间不同于一般职业。在那里,警察从第一天8:30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16:30下班,整整32小时;卫生所则要求24小时待命,夜里要保证有一名医生与一名护士值班。有时突发情况,更是要打乱正常工作。

刘耕还记得,一次自己和江鑫松坐班车到了西场,江突然说“大队,还有一个事放心不下”,要回去再做工作,于是坐公共汽车又回了戒毒所。直到夜里9点还打电话问刘耕,病人发病怎么办。

“第一次给他们戴手铐,我双手发抖”

除了工作强度变大,学习戒毒所管理的经验,以及摸索特殊戒毒人员的管理方式,这些都要从零开始。而所有警察的心理压力,也需要一步步化解。最主要的就是学习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明白什么情况会传染上,什么情况没有危险。心里有数,才能更好地工作。

不过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像江鑫松这样工作多年的老警察也用了两三个月才总算是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他记得第一次给这些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戴手铐时,双手发抖得厉害,半天都没能顺利完成这个平时再熟练不过的动作。

直到今天,除了在某医院当医生的妻子,江鑫松并没有把自己真实工作告诉儿子和家人,“如果有一天老师布置的作文是‘我的爸爸’,他只会知道,自己有一个帮助别人戒除毒瘾的爸爸而已。”

也正因为这些戒毒人员的特殊性,在这里,戒毒人员和警察之间不是单纯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严厉的管制被施以关怀的方式取代,尽可能让戒毒人员感到虽然身患重病,但还是有人关心自己。

而戒毒所医院也由于面对了新的局面,要重新应对适应。自院长刘耕以下,医务人员不断补充相关知识,2名医生还专门前往了市某传染病医院学习了3个月。

“他们也挺可怜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第一批转来的强制戒毒人员有131个,由于很多转过来的人,并不清楚自己是感染了传染疾病才被送来这里的,所以江鑫松除了要找他们逐一聊天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告知”。

近一年时间里,他看到了很多戒毒人员瞬间陷入绝望的转变,仿佛“死神来了”。

“那一幕真的只有摄像机才能展示,言语无法形容,你会从他们脸上看到难以形容的恐怖。然后就是一个大男人哭得捶胸顿足,甚至有人开始砸桌椅。”

这些人的不稳定情绪对江和他的同事们而言都是一个威胁。于是戒毒所的警察们还需要充当心理医生的角色开导、缓解他们的情绪,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比如“有个戒毒人员说想看小说,我马上从网上买了一套《七剑下天山》给他看。”江说,“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很多故事都让江鑫松感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年轻的戒毒情侣,男的来到这里才知道自己感染了传染病,他请求江帮忙检查女朋友是否也感染了,“如果她没事,我就坚决和她分手,如果她也感染了,我就要大婚了。”

江鑫松至今还记得他说那话时装得痞痞的,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当知道女朋友没有感染时,沉默了好久。

■为了消除与戒毒人员的隔阂,刘耕给他们做一般的身体检查时都不戴手套。

“我们把他看作亲人”

时间一长,警察便得到戒毒人员信任。

老家在广西灵山的陈某,1988年来到广州,在2007年得知了自己染上传染病。在这里还是劳教所的时候,陈某就已经进来过几次。但这次作为传染病人的集中戒毒所,他发现江鑫松与原来的管教警察不一样。

在刚进这里的时候,江鑫松就和每一个戒毒人员进行了单独谈话,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进入戒毒人员的宿舍,和他们一起聊天,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开导大家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病,这是可控可治的,不要绝望。他还会即使了解一些学员的需求,尽可能地满足。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熟记掌握了在队的120多名戒毒人员个人信息、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

戒毒人员平时的作息时间要被严格规定,一般而言,上午和下午要有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所做工作,会有部分报酬供戒毒人员平时的开支,比如抽烟、打电话、写信。

不过这些报酬毕竟微薄,要精打细算地花,不然很容易就没钱。陈某就记得,自己没烟抽的时候,问江鑫松要过几包烟,“我心里有数,他每个月都在我们身上花了几百元。”

当然,不可避免,在戒毒期和疾病的影响下,有些人出现了负面情绪。10月时,戒毒人员韦某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快要离开人世。但是他的戒毒期并没有到,不能离开戒毒所。很长一段时间里,韦某情绪低落,并扬言,由于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今后要报复社会。

江鑫松为这个问题很是头疼,为此多次找他谈话,“我劝他要面对现实,并给他说些佛家和儒家的道理。”韦某的情绪才算是稳定下来。

“我们把他看成亲人。” 陈某告诉记者,江鑫松对每一个戒毒人员都很好,精神物质上都会尽可能地帮助,所以大家也都听他的。

没人造访的探访日

不难想象这些戒毒人员心中的孤独与绝望。为了能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关怀,警察十分鼓励家人前来探访,每周四都是探访日,不过很多时候只有两三个家庭有人来探访,有时甚至一整天都没人来。

“大家对这个日子没什么感觉,就算家里来人了,也就是让他们买完东西就走。”江说,这里有个50多岁的广州戒毒人员,家里就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几乎每周都来看他。但是他每次的反应就是,“买烟、买被子……”

戒毒人员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疏远。

一天早上,一名戒毒人员突发疾病,倒在了宿舍,刘耕把他送到医院,为了等候手术完成全程陪伴,而戒毒人员的家属却并不情愿来医院,“我们只好去上门做工作,说他病情已经稳定了,现在可以所外就医。”

“‘刑’期比命长”

事实上,家里人对待这些吸毒人员时常不接纳,“有些家属不要求减期,说死在那里不要了。”刘耕觉得这些吸毒人员可恨也可怜。他知道,吸毒人员是没有好下场的,尤其是患上了这种致命的传染病,更是受尽歧视。在戒毒所里,流传着一句黑色幽默的话:“‘刑’期比命长。”

戒毒人员刘某就在出所后,又打电话回来找江鑫松,他说要跳珠江,家里人都不要他了。江鑫松说了一个小时,对方的情绪恢复才稳定。

刘耕与江鑫松一样,为了消除与戒毒人员的隔阂,对他们一般的身体检查都不戴手套。只有打针或者接触体液时,才会做好防护准备。

能够改善伙食,能够得到好的医疗效果,是戒毒人员最大的两个要求。在戒毒所,戒毒所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要接触20名左右的病人,长期的接触使得他们彼此都相互熟悉,有时来了人,医护人员就能知道他大概是哪些问题。而因为医护负责程度的提高,戒毒所新购了一些医疗设备,专门应付新情况。

“休息时只想高兴的事”

所幸的是,这里的警察在这份看似无时无刻不在积聚负能量的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

对江鑫松而言成功劝说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他的成就感,“看来我突击学过半年的心理学有用,我可以算是心理学专家吧。”他笑呵呵地说。

最近还有一件让他得意的事,一个准备离开戒毒所的人员特意来找他聊天,告诉他戴手铐的时候最好给他们先戴上手套,万一有伤口,手套防止沾染到血。

“说了两个多小时,反倒是他开始可怜我了,‘我有儿子肯定不让他来这里上班’……哈哈……”除此之外,江还有另一个办法排解负能量,就是“休息时只想高兴的事”。

送他们离开戒毒所仅仅只是开始

事实上,把他们送离戒毒所只是开始,帮助他们如何不再复吸并逐步被社会接纳才是更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广西钦州人潘某,2009年得知自己患病时对生活绝望。他进了戒毒所多次,总是出来后又复吸,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他在老家还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不敢把患病的事对他们说,他怕自此传开,别人会看不起他们。

他和老乡们在戒毒所里想着出去后怎么办,但是这种谈论几乎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回到社会不被接纳,是戒毒人员又会复吸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是有尊严的,我们比常人更敏感”。

刘耕曾接到古某的来信,他原是二大队劳教人员,入所前有吸毒恶习,并感染多种性病,在所内经过诊治,已经痊愈。

在给刘耕的信中古某说到,现在家人嫌弃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让他单独在外面租房住。这使他有种被社会排斥、被家庭抛弃的孤立无助感,使他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彷徨、绝望。

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中午,刘耕院长约了古某及其家人,向古某家人介绍了古某的病情及所内的表现情况。如此之下,家人才重新接纳了他。

但刘耕和江鑫松,却不敢把自己的工作变化告诉家人,“没必要给他们压力。”江鑫松说。

但江鑫松还是感到了紧张,他觉得部分警察因此思想放松,他时刻提醒他们,要紧绷着一根弦不能断,不能忘了,他们面对的是感染了疾病的戒毒人员,工作随时有危险。

尤其是年轻人,很多人选择做警察都会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理念在,危机时候想不顾一切向前冲,“但在这里,我希望年轻的警察尽量往后退,别太冲动,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家伙先上。”

每年12月31日,所里会举办一个“平安夜”的活动,庆祝一年平安度过。只有到了那时,一年的工作才算交了差。可是谁都知道,第二天,新的一年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