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劳教立法鼓与呼

　　采访对象：许瑞菊，女，中共党员，山东省章丘市人，1971年4月参加工作，现为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警察，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采访地点：许瑞菊家中。 

　　作为来自劳教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许瑞菊已从事劳教工作39年。提起劳教制度、劳教工作的每一次改革，她都历历在目，感触颇深。

　　我是1971年4月加入建设兵团开始工作的。那年，正赶上全国劳动教养部门统一恢复重建，于是，我有幸成为了首批劳教警察。到了1995年，我正式转入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从事劳教人员教育矫治工作，直到今天。

　　这39年的劳教工作经历，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劳教已丢掉了“二老改”的帽子，由当初强制、保守、封闭的单一羁押职能，转变为今天倡导以人为本，侧重思想矫治的教育模式。

　　然而，在一些人的眼中，还常常把劳教场所当作监狱，把劳教人员当作罪犯，这是对劳教职能的曲解和误读。

　　其实，劳动教养制度主要负责教育、挽救轻微违法人员，矫治违法行为，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它是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人采取的一项行政强制性教育措施。与监狱工作相比，劳动教养工作在管理模式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宽松度，在教育手段上更多地注重对违法行为根源的探析和矫治。

　　因此，在劳教所里，劳教警察除了履行看守监管职能外，更多的是延伸教育矫治职能。所以，才会出现为劳教人员高校复学、为劳教人员举行所内婚礼、为劳教人员千里寻亲等感人事例。

　　采访过程中，许瑞菊从皮箱里翻出一摞厚厚的相册，边看边向记者讲述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当翻到一张破瓦房前的合影时，她哽咽了一下，指着相片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这个人解教一周后，我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她叫李霞(化名)，因与邻居发生口角聚众报复扰乱社会治安入所劳教—始时，我发现她性格倔强偏激、易怒。通过查看她的档案，我了解到她从小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

　　一周后，李霞老家打来电话，说她母亲病危〖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我破例向所里作了申请，陪她回了一趟家。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李霞哭了，我也哭了。临别前，李霞第一次主动开口和我说话，邀我合影，我答应了。回所不久，李霞的母亲去世了。但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而且很快成为改造先进分子。

　　2003年1月10日，李霞因表现优异提前两个月解教。她离开一周后，我当选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段经历对我的触动特别深，以致成为我后来提出各项议案的原动力之一。在我看来，劳教人员的教育矫治工作并不难，关键是真心，讲求方法技巧，用劳教警察的身份进行约束，用朋友的角色换位体验，这样不仅有利于劳教人员矫治期间的积极改造，更有助于其解教后开启新生活，从根本上预防重新违法。

　　当选人大代表后，我便开始了新式教育矫正模式的探索，从寻找劳教人员违法根源入手，强调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与此同时，我还走访了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劳教所，在与各地劳教警察的交流接触中，我发现尽管执行方式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探寻一个同样的目标，然而由于原有法律的生硬、滞后，各地都存在探索有余、尺度不足的弊病。

　　于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准备后，2003年我提交了自己的第一份议案。

　　许瑞菊每年从北京开会回来都会做两件事：一是向劳教学员传达当年的两会精神，其中的惠农政策、就业形势最受关注；二是回答干警们迫切关心的问题———许代表，立法的事咋样了

　　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我提交的是关于劳动教养立法问题的议案。

　　在当时，劳动教养制度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而议案要求有30名以上的人大代表签名。因此，我就见缝插针，在短暂的会议休息时间，甚至在饭桌上，向代表们不厌其烦地介绍议案的内容，讲述自己多年的劳教工作感受，阐明劳教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或许是代表们被我这个年近半百的基层老警察感动了吧，此项议案最终得到三个代表团百余名代表的积极响应。我和四川、湖北、重庆等代表团代表提交的议案引起了重视。200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此外，我提出的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对劳动教养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建议，也与时任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段维义代表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且最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列入了当年的立法规划。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曾7次提出劳教立法议案。今年，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再次列入新一年的立法计划。它标志着劳教制度已被纳入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视野，并向更加规范、完善、具体的层面转变。因此，我建议在劳教立法的同时，坚持边立法边完善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